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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对于法国人来说,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,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(HEC)的校园里,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。在马赛,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,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“中国城”。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,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,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。在全国各地的学校,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。而在许多旅行社中,北京、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。“初级产业”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。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,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。但事情并非如此,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,有高峰,也有低谷,有繁荣,也有衰落。如今,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,激发了新的研究、创造和投资活动。全球的某些产业,例如农业和核工业,整个都乱套了。甚至,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,它反映出,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,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。中国成了时髦,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。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,宣示着本世纪初、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: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,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。1973年,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·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——《当中国觉醒的时候》。如今,巨龙已经觉醒,高高矗立在那里。还有一些人,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·布伯里,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《中国人的世纪》一书。现在,这些预言都应验了,并且早已开始。事实上,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,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。金莎娱乐app手机版同往年一样,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,全家团圆、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。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。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、造型漂亮的木制玩具火车。格雷古瓦——他的表兄——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。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。爸爸正在尝试用新的DVD机播放节目。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……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?并不完全一样。今年的圣诞节,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,是个非常“中国化”的圣诞节。从玩具、球拍,到个人电脑和披肩,无不标有“中国制造”的字样。在这天晚上,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,树上悬挂的彩球、闪光的装饰品、小圣诞老人、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!

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。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,直到最近为止,它基本上悄无声息。仅仅到了21世纪初,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。其实,自从1978年以来,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。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,在世界上排名第6,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,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。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。实际上,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,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(13亿),在如此长的时期内(25年),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(年增长率达到了8~9%)。另外,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——依靠外面的的市场、技术和资本——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。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·萨克斯感到叹服,他断言,“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”。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先生(Erik izraelewicz)生于1954年,经济学博士。在世界的另一端,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,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。如果说,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,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在中国,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,而邓公的名言则是“不管白猫黑猫,抓到耗子就是好猫!”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、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。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“硬道理”,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,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。在许多方面,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——“伟大的舵手”——截然相反的做法。他首先解放了农民,然后让工业自由化,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。最为重要的是,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,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。“到2054年,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十家企业中,会有两家是中国企业。”这是壳牌石油公司前任战略专家彼得·施瓦茨应《财富》杂志之邀,对50年后的世界10强企业进行预测时非常明确地提出的观点。他认为,排在前面的企业是美国的虚拟商店——Amazon与ebay结合的产儿、全球最大的在线销售企业,以及日本的丰田(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),之后就是两条中国龙:中国天然气总公司(以上海为基地)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(设在香港)。其中,第一家是在2025年,由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天然气公司三家合并的产物。第二家,中国生物技术公司,毫无疑问将是生命科学的带头人。分子生物学革命将在21世纪初催生大规模的创新产业。在惶恐无计之中,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美洲只得将这片沃野让给亚洲。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龙头老大。这片前英国殖民地将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诊所。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,从欧洲和美洲过来,在那里接受治疗,管保大家快快乐乐地活到150岁。这家集团公司还将在全世界发展连锁诊疗机构——“荣华长寿水疗中心”,在这些中心里,人们将能实现组织再生、完成美容手术和肌肉再生。

面对中国庞大的“后备军”——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,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。在孟加拉或越南,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,按理说,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。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,缺少他们的中国“朋友”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,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。而且,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,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。在工业方面,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,工作不够迅速、不够精确,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。总之,中国已成为“假货帝国”,它可能是世界70%~80%的假货的原产地。某些从事“打假”的国际组织估计,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,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%。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,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,它们大量出口,已经泛滥于巴黎、东京或纽约,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。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%,那么各种“假货”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%,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。今天,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%。中国成了时髦,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。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,宣示着本世纪初、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: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,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。1973年,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·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——《当中国觉醒的时候》。如今,巨龙已经觉醒,高高矗立在那里。还有一些人,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·布伯里,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《中国人的世纪》一书。现在,这些预言都应验了,并且早已开始。事实上,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,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。巴黎东站,感人的告别场面:祖父母们就要登上火车了——“永生快车”。他们曾梦想过这趟列车,有时也带有一丝恐惧。今天,列车就在那里,在他们的面前,整装待发。与其他同代的“年青人”一起,这些勇敢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将乘车奔向新的目的地。站台上,在就要分别的孩子们与新的生活伙伴之间,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在地球的另外一边,专为他们设计的豪华小村庄正在静候着他们的到来。那里是克里福德庄园(Cliford Estates),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村庄。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卡上得知,自己将永远拥有专门的花园、司机、外语教师、体育教师、理发师、厨师、护士和医生。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要钱,那里简直就是天堂。

中国成了时髦,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。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,宣示着本世纪初、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: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,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。1973年,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·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——《当中国觉醒的时候》。如今,巨龙已经觉醒,高高矗立在那里。还有一些人,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·布伯里,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《中国人的世纪》一书。现在,这些预言都应验了,并且早已开始。事实上,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,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。可是在中央帝国,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,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。当然,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。但是就全国而言,这样的压力还很弱。在至少十年以来,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%的速度增长,但工资却基本没动,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。从卡尔·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,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首先,他提出了“后备军”的概念,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。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《资本论》里解释说,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“后备军”,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,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。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,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(如低工资、无休止的工作时间、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),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。今天的中国,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?金莎娱乐app手机版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,非常迅速,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。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。有人说,每年有近1,000万到2,000万人离开农村,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。与此同时,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。1996年以来,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、公路、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。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,340万公顷,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%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%的人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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